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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受篇幅限制，我将另文讨论对于维系村落组织秩序甚至更为重要的男女关系，本文只分析对于村落的组织、结构和治理至为关键的父子和兄弟关系。

学术自身不会产生问题。【关键词】教义法学/人民联合/社会事实/共同体 近年来，法教义学(Rechtsdogmatik)已经从欧陆殿堂走向中国学术，一跃而成为中国法学研究不可回避的热门词汇。

苦在当代而功在千秋)恰好就是为这种比率的确定提供目的论上尺度。与之相比，那些被称作首席政治家的权力代表，如各部部长、各省省长，反而成了企业的董事会主席团，除了形式主义的职位的设定，他们与经营无关。阿伦特曾经对民主体制表示巨大的失望，它说前者可以导致公民对政治的冷漠和反感。但是，民主体制下，社会事实就是一种政治事实。(30)同前注(27)，第213页。

(18)因此，值得特别重视的是，托克维尔的遣词造句中多次揭示出民主体制的属性。然而，正是这如同奴隶的人民，在李大钊的表述中获得了鲜明政治力量。卢梭说，一个瘫痪的人想跑，一个身子灵活的人不想跑，这两个人都将停止在原地不动。

(13)Hans Kelsen,The Pure Theory of Law,M.Knight,tran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1. (14)这并不意味着托克维尔认为政治问题可以简化为司法问题，同时也不认为法学家能加之于社会的仅仅只是一种知识或者教义。占领者在夺取一个国家的时候，应该审度自己必须从事的一切损害行为，并且要立即毕其功于一役，使自己以后不需要每时每日搞下去。作为一个经验性概念，就可以通过小人物来反观大历史。施密特认为，同所有其他秩序一样，法律秩序依赖于政治决断而非秩序，没有任何规范本身能够成为主权者。

它可能为善，但亦可作恶。他绝不会忘记提醒我们，权力而非其他任何东西是法学家精神得以塑造社会的秘密。

(38)[法]迪尔凯姆(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5页。1922年李大钊在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一文中讲到：democracy原意为人民的统治，但资产阶级所用之人民具有虚假性，仅指中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democracy才符合其原意。因此，如果已经建立的秩序是很坏的，人民为什么要把有碍于他们建立良好秩序的法律当做根本法呢？何况，不管怎么说，人民是始终有权改变他们的法律的，即使是最好的法律，它们也有权改变，因为，如果他们愿意自己损害自己，谁又有权阻止他们呢？(34)卢梭愿意极端地认为，人民作为主权者有权出场，改变他们所服从的法律。让德国法学得以重新解释和体系性建构的关键人物拉班德，以规范文本为基础，运用实证主义方法建构起了德意志国家法学体系。

因此，所有的党派在它们的日常论战中，都要借用司法的概念和语言。据此，全文针对法教义学所作的政治法检讨，主要是为了提出三条结论： 第一，现行体制不能作为法教义学无需反思的教义来源。④冯军：《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和方法》，《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15)徐秀义、韩大元：《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6-217页。

若仅仅是对现实的完全肯认，失去任何理性分析和建构能力，显然无法推导应然。重光在《国民与人民之分别》一文中说：是故他国有国民，而我国则止有人民。

关于政治法话语，众多法教义学论著中，仅张翔教授在其《宪法教义学初阶》(以下简称张文)中作出了专门论证。在它突然掌权之前，人们似乎还不知道它的存在。

(51)陈柏峰：《小人物，大历史》，《法律和社会科学》2013年第11卷。涂尔干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启迪就是，如果分工仅仅只是一种劳动的方式，而不具备将人民联合在一起的纽带作用、团结功能，那么以分工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所剩下的根本问题就是，什么才是达成人民联合的真正基础？ (三)面向事实本身是真正的政治 如前所述，在现代社会作为社会事实的政治事实首先是：在民主体制下，统治者已经不能直接向人民说话(发号施令)，他们必须深切理解人民如何说话(社会事实)。(44)分工与人民联合的内在秩序之间获得某种必然的联系。为了摆脱政治话语的纠缠，法教义学不惜牺牲对自身教义来源及其政治后果的深度检讨，将法治简化为一种法的逻辑与解释的艺术。⑤舒国滢深刻指出，这样一种受限的工作场域，也可能使法律家养成了多少有些僵化、呆板、偏狭、封闭的观察和工作的风格，在历史上法律知识与其他知识体系的阻隔既限制了法律家的视野，也导致法学外的知识人思考的偏狭。

(27)因为在韦伯看来，不能运用搁置否决权、解散国会权以及公民复决权等各项政治权力(power)的所谓总统，很难真正成为民主的守护者。据信，实行统治的是法律，而不是人、权威或某个当权者。

而且，对比于在各类著作中永无止境的理论纷争，奇怪的是当他们被要求这么干时，大多数人都能轻而易举且很自信地列举出关于法律是什么的例子⑦。⑦H.L.A.Hart,Concept of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 ⑧林来梵、郑磊：《基于法教义学概念的质疑》，《河北法学》2007年第10期。

(48)郑戈：《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吗》，《北大法律评论》1998年第1卷第1辑。(二)探寻人民联合的内在秩序 涂尔干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指出，一群乌合之众竟然组成了一个社会，一个杂乱无章的国家竟然要去寻求界限和限制，这在社会学家看来简直是一种骇人听闻的事情。

(26)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位科学实证主义者，也不得不在其被誉为天鹅绝唱的《论帝国总统》一文的末尾，不无激情地说，一个总统，当选时若依赖政党在国会中的特定结盟关系，那么一旦这种关系改变，他便不啻是个政治上的废物。(35)[英]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秋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1-95页。(11)如果说上述对于法治的理解还不得不勾连着伦理学和哲学所关照的人类尊严与自由，还不得不跨出法学领地之外的话，那么，法教义学则从制定法思维出发，认为法治的基本要求就是依据法律规范裁判争议。另外，法教义学在构建自身逻辑图景的过程中，虽然提升了法的独立性、科学性，但却不自觉地将理论掌握群众的批判武器轻飘飘地放弃了，法教义学对自身羽毛纯洁度的苛刻要求，可能使制定法恣意地突破社会所能容忍的事实底线。

因此，民主体制是什么，不是什么，答案一目了然。若是在对经验一手材料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有益于人民联合和社会秩序的建设性方案，则推导无妨。

李大钊：《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新青年》1922年第9期。是利于人民共和永续，还是短视偏见误国误民。

事实上，民主体制中这种力量和意志之间的不协调往往有演变成常态化的危险。但具备这种性质的人民往往如卢梭所说的那样，总是充满着与国家的离心力(36)，他们总是想牺牲别人来扩大自己，因此要让大家处于某种平衡状态方不至于堕入毁灭的危险。

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和初始状态学说从卢梭处获得灵感。法学者为法律适用者们提供桥梁和模板，因此简化了法律工作，减轻了法律人的负担。政治法是确定主权者对国家的比率的法。民主体制似乎并不是本质上带着某种善或者某种恶的政治体制，相反，民主体制只不过是无分善恶的权力运行过程或程序。

人民说了什么(分析反思人民利益的内涵)。同时法教义学的这种解释不是恣意的，而是纯逻辑性的，是排除一切非法学因素的。

(16)繁荣而稳定的美国民主确实令人艳羡不已。而这艘航船的最终航向如何，则取决于政党斗争中的偶然性。

孟德斯鸠说，在社会诞生的时候，是共和国的首领在制定制度，而此后，就是制度来塑造共和国的首领了。任何共同体背后都有一套既成的社会事实。